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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作者 | 图书三题 | |
liuzhuosong
 无敌圣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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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82925061楼 于 2007-05-10 17:16
    
图书馆 我是十六岁才第一次进入图书馆的，那以前，我只进过图书室。这是我父亲工作的衡阳附属医院的图书室，其中的图书，多数肯定是医药专业方面的，但也有一点文史哲方面的书。我曾在那里借过一本《三探红鱼洞》的长篇小说。关于这部小说，除了这个书名，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那是文革刚结束的年代，图书奇少，借到一书，如获至宝，因此至今还记得这宝名。我还在那里借到一本《隋唐五代史纲》，趁着暑假，打着赤膊在家中边看边边做笔记。另外我又借阅过《李白选集》，其中“日暮倚修竹”的句子让我沉迷在对诗人的意境的想象里。 一九七八年，我转学到衡阳师专附中读文科班，准备第二年高考。因为父亲曾在这里做过校长，我的一个想法得以实现：我可以到学校的图书室去借书。那个管理员是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阿姨，对我很和善。虽然高考前的学习魔鬼般的残酷，没有许多时间看课外书，我还是在那里借过几回。现代文学史上那个叫柔石的作家，就是因借《柔石选集》而知道的，而且还是我父亲做的介绍。我看了其中的《二月》，小说主人公萧渐秋的形象，是我从过去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中看不到的，他深深打动了我。最幸运的，是我借到了王力编的《古代汉语》。这是大学的教材，却被我从中学的图书室里借出来读，我觉得看王力先生讲古汉语，比中学课本有味，我比其他同学先一步得到更高级的营养。 一九七九年，我考入武汉大学，这一年，我十六岁。 进大学首先参观的地点中就有图书馆。图书馆当然比图书室大多了，但我的兴奋却马上降温：大学图书馆借书很麻烦，要查目录，要等，关键在于，不能进书库与图书亲密接触。有时查了半天目录，填了单子，又等了很久，最后的结果是：书已被别人借走了。 那时武大的校长是很先锋的刘道玉。大约在我们读二年级的时候，刘校长主持的武大作了一件很得“学心”的好事：把一处体育堂馆改做一个开架图书借阅室。我们有了与图书自由恋爱的场所，从此就经常在这里溜达泡妞。这个开架借阅处离我们的宿舍很近，我从此就对那遥远、庄严、神秘的图书馆本部敬鬼神而远之了。 不久，一个新的图书馆大楼也开工建设，但我们只看到日渐耸立的屋顶，就毕业离校了。后来虽然多次返校，但从未去新图书馆看过。其实我想知道的也就是一点：那里可以开架借书吗？ 因为酷爱读书，我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。这是一家很有地位的出版社，其中的图书室里一定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，可惜我不能像竹林七贤一样优游其中，我只能从一个打饭的小窗口一样的地方接过管理员递来的图书。为了工作，我竟然在一年的时间里跑了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上海等各地图书馆，有时在图书馆里抄资料，抄得手都发抖。这一圈图书馆之旅，没有在我的心中激起任何的波澜，倒是留下了不小的惆怅：中国的图书馆，好像不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。我们在那里不能得到赏心的服务，悦目的景象。我觉到了新社会对文化的摧残非一世之寒，恢复图书馆的书香气象，也非一代之温。 一九八四年后，我来到湖南的一家出版社作文学编辑。当时的湖南出版搞得轰轰烈烈、红红火火，是一批有见识有魄力有经验的人在主事干事，其中许多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。而最让我觉得如鱼得水的，就是出版局的图书室是开架的。我经常在图书室里看上一个多小时的书，借都懒得借出去了。我在那里看了许多从东欧引进的反映西方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书，思想得到很大的震动。 只是一个出版局的图书室再好，也不过一个颐和园中的昆明湖，而我想要的是大海一样的图书馆，这就至少要到省图那样的地方。 湖南省图书馆坐落在长沙韶山路上，从地段来说是不好不坏的，它的外部形象也是不好不坏的，内部服务，也在好坏之间。总之，我去过一两次，比起我对图书的好书如好色的感情来，对这个图书馆，我好像孩子遇后妈，始终亲近不起来。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其中对中国的图书馆发了一通愤慨。我说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我非常羡慕马克思当年在那里磨出脚印的大英博物馆，很愿意想象马克思在那里随心所欲阅读的情景。我说，我们曾被教导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，我想，马克思学说的诞生，还有三块土地，而其中的一块，就是大英博物馆。比引进马克思的思想学问更根本更重要的，是引进马克思学说诞生的土壤。 这样的土壤，我大约是不能站在其上了，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自己的国家看到，并成为其中长出的大树。 书店 我出生在一个宗教淡漠的国家，生活在一个教堂倒闭的时代。但我天生爱书，于是，书店就好像教堂一样神圣了。 从我上小学到读中学，中国只有一种书店，就是新华书店。离我家大约八百米处，衡阳市火车东站附近，就有一家。因此我的童年是幸运的，我可以经常去我的教堂——新华书店，我可以经常亲近我的神——图书。虽然我后来知道我的神是世界上最伪劣的神，但我当时，却是凭着对他的爱而幸免于在那个更伪更劣的社会变成人渣的。 就像这个社会流行千年的男女授受不亲一样，在书店里，我与我的神也隔着咫尺千里的距离。我要低头去辨认书柜玻璃下放的著作，我要抬头寻找书架顶上排列的作品，书店的营业员就是我的牧师，我要通过他才能与我的神握手、交谈。 那时，我的国家不仅是无神的国家，而且是无钱的国家。我每个月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五角钱的零花钱，而这已经是并不多见的幸福了。我带着这点幸福经常去的地方，就是书店。我大约把一半的钱献给我的神——在小学时代主要是连环画。 我与神之间将近十年的交往接了一个硕果：在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，我考入了武汉大学。 武大校园是美丽的，但对于我，最有魅力的美景之一，就是大学校园里的那家书店。那是一个小小的书店，位于一个斜斜的山坡上，好像沈从文先生终身用笔建造的希腊小神庙。二十世纪中国八十年代是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，也是书店的白银时代。我的生活必需费用以外的银子，一部分就送到这家书店了。 武汉很大，对我们书虫来说，就是有很大的新华书店。其中有一家，叫武胜路书店，记得离长江大桥不远。我经常从珞珈山坐公交车，历经一个小时的长途旅行，到达书店。那家书店要踩十几级台阶才进店门，望之有如政府，我每次到那里，总像官老爷一样满载而归。 一九八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，第一次看见天安门，远不如想象了十几年那样雄伟壮丽，心如止水，不起波澜。但去王府井书店，为之心潮澎湃。有了工资，我向我的神贡献的财富更多更自由了。父母要我存点钱，可是北京有那么多的书店，我哪存得住？ 我最心仪的，是琉璃厂的书店，那里古籍图书多，又有许多古玩可看。当时那里安静素雅，依稀留有文化不革命的气息，让我有归去来兮之感。偶尔在那里的旧书店发现了一些从名人家中流落的书，以及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图书，想买又出不起价，为之惆怅不已。一年后，我离开北京到长沙工作，最遗憾的就是不能经常去北京的书店了，尤其是琉璃厂。 不久，各种民营书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我因在中国古代雅文化中逗留太久，对新时期的俗气熏天的民营图书与书店，有点看不上眼。但长沙的黄泥街这样的全国闻名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，我也去逛过。假如后来不搬迁，那样的小巷深处，那样的平房对联式的排列小道两旁，倒是颇为近人而宜人的风景。其中必有一两家转变成为优雅的品牌书店，并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知识界的荟萃之地。可惜如今黄泥街的风光，早已雨打风吹去。 托工作的福，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出差。其实出来出去，基本就在北京上海等文化重镇。出差办事无论成败多少，书店总是要去的。回想起来，自己去外地，不像一个组稿的编辑，倒像是图书采购员，每次回来，总是一大包图书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存折都没有一个，衣食之外的钱，大都送到书店了。 结婚对我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，有了妻子，不能再目中无人了，同时也就不能目中无钱。何况社会也在转型，图书与书店的面孔与心胸都在变，有些已经变得我与之反目为仇了。 我首先仇视新华书店，它们往往占据最好的地理位置，但是官商面目可憎，盲商（这是我造的词，意指新华书店文化素质差，如同文盲）形象乏味。我也不大喜欢大型的图书城，我在北京一家书城，看见图书堆积，如同大战时的死尸，读者济济一堂如在殡仪馆。 我现在去的书店，都是几个老情人，她们大都较小，而有自己的特色，比如本地定王台的岳麓书社办的书店以及她旁边的书店，外地如北京的万圣书园，还有一家叫三味书屋的，我去过一次，曾在小说中作文以记其美。 爱书及屋，我也爱书店。在这个文化与文化人依然备受摧残的地方与时代，我不知道开一家自己的书店是否还是我的梦想。 出版社 很少有人从没有看过一本书，也很少有人看见过出版社的大门，更别说进门坐坐，更别说坐在里面工作了。因此，出版社多少是个有点神秘的地方。 我们小时候，教育上提倡学工学农学军，有时认真起来，就真的到田里厂里营里去。我现在想，小孩子都要上学读书的，有条件的地方，应该让孩子到出版社去参观一下，还到印刷厂去走一走，知道手中的书是怎么来的，这也可以看作教育的内容。 我进出版社，是分配去的，并非我追求来的，因此对于出版社，远不如对恋人那样神秘神圣，待久了，不过换饭吃的地方，就像夫妻过日子的家庭而已。 中国到底是被官本主义官了几千年的地方，在出版社这样一个本是书生气的地方，官僚衙门之气如同火葬场的浓烟一样绵绵不绝。 说起来出版社是个知识行业，最应该讲道理，最应该有文质彬彬的气息，最应该流行孔夫子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，可是，以我的经历，从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够具备上面的条件。 官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尊重官长。这也并无不可。佛说万物一体，我们至少对于同类，无论官民，都该尊重，说要尊重长官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出版乃传播真知灼见之事，编辑乃求知闻道之人。春秋时的老编辑孔子说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可见编辑乐道之情、殉道之义。而道在哪里？老子说，天道不仁；庄子讲，道在屎尿。总而言之，“道”不会那么偏心，只待在长官的脑袋中。 于是讲道理的编辑，万一碰上不那么讲道理的长官，可就秀才遇秀才，有理更难说了。 出版社首先就是这样一个秀才内战的战场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对这个战场，也是用得着的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一本书出来，就好像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士兵，真可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了。 兵家有言：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出版社也如此。“军队兴亡，士兵无责 ”。那么，天下兴亡，匹夫就更无责了。“责任”编辑云云，其实是名不副实的。 这世界名不副实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出版社是个名声名誉、名词名作、名人名利成堆的大超市，对于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符”的世态，最能体会；对于“名利双收，名噪一时”的炎凉，最能感受。出版社的编辑，在社会上，远不如作家名气那么牛，在社里，又不如行政人员那么龙。但编辑们似乎也还安于无名的寂寞，做马的劳苦，每有好书出笼，则为之欣然，举酒相庆之念顿起，作文自吹之情常在。一旦两个效益齐飞，则编者之容颜必与朝霞一色也。 • [原创]在手5本环境中工，有资质需求单位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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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三题
| liuzhuosong | 4509 | 2007-05-10 17:1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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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图书三题
| ahaoxie | 19 | 2007-05-10 17:17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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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图书三题
| 富营养化 | 28 | 2007-05-15 08: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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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图书三题
| 秋水縠纹 | 65 | 2007-06-27 14:0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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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图书三题
| 秋水縠纹 | 30 | 2007-06-27 14:1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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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图书三题
| ahaoxie | 2732 | 2007-06-27 14:17 |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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