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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图书三题
liuzhuosong


无敌圣者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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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82925061楼于 2007-05-10 17:16 user profilesend a private message to usersearch all posts byselect and copy to clipboar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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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三题



图书馆



我是十六岁才第一次进入图书馆的,那以前,我只进过图书室。这是我父亲工作的衡阳附属医院的图书室,其中的图书,多数肯定是医药专业方面的,但也有一点文史哲方面的书。我曾在那里借过一本《三探红鱼洞》的长篇小说。关于这部小说,除了这个书名,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那是文革刚结束的年代,图书奇少,借到一书,如获至宝,因此至今还记得这宝名。我还在那里借到一本《隋唐五代史纲》,趁着暑假,打着赤膊在家中边看边边做笔记。另外我又借阅过《李白选集》,其中“日暮倚修竹”的句子让我沉迷在对诗人的意境的想象里。

一九七八年,我转学到衡阳师专附中读文科班,准备第二年高考。因为父亲曾在这里做过校长,我的一个想法得以实现:我可以到学校的图书室去借书。那个管理员是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阿姨,对我很和善。虽然高考前的学习魔鬼般的残酷,没有许多时间看课外书,我还是在那里借过几回。现代文学史上那个叫柔石的作家,就是因借《柔石选集》而知道的,而且还是我父亲做的介绍。我看了其中的《二月》,小说主人公萧渐秋的形象,是我从过去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中看不到的,他深深打动了我。最幸运的,是我借到了王力编的《古代汉语》。这是大学的教材,却被我从中学的图书室里借出来读,我觉得看王力先生讲古汉语,比中学课本有味,我比其他同学先一步得到更高级的营养。

一九七九年,我考入武汉大学,这一年,我十六岁。

进大学首先参观的地点中就有图书馆。图书馆当然比图书室大多了,但我的兴奋却马上降温:大学图书馆借书很麻烦,要查目录,要等,关键在于,不能进书库与图书亲密接触。有时查了半天目录,填了单子,又等了很久,最后的结果是:书已被别人借走了。

那时武大的校长是很先锋的刘道玉。大约在我们读二年级的时候,刘校长主持的武大作了一件很得“学心”的好事:把一处体育堂馆改做一个开架图书借阅室。我们有了与图书自由恋爱的场所,从此就经常在这里溜达泡妞。这个开架借阅处离我们的宿舍很近,我从此就对那遥远、庄严、神秘的图书馆本部敬鬼神而远之了。

不久,一个新的图书馆大楼也开工建设,但我们只看到日渐耸立的屋顶,就毕业离校了。后来虽然多次返校,但从未去新图书馆看过。其实我想知道的也就是一点:那里可以开架借书吗?

因为酷爱读书,我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。这是一家很有地位的出版社,其中的图书室里一定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,可惜我不能像竹林七贤一样优游其中,我只能从一个打饭的小窗口一样的地方接过管理员递来的图书。为了工作,我竟然在一年的时间里跑了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上海等各地图书馆,有时在图书馆里抄资料,抄得手都发抖。这一圈图书馆之旅,没有在我的心中激起任何的波澜,倒是留下了不小的惆怅:中国的图书馆,好像不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。我们在那里不能得到赏心的服务,悦目的景象。我觉到了新社会对文化的摧残非一世之寒,恢复图书馆的书香气象,也非一代之温。

一九八四年后,我来到湖南的一家出版社作文学编辑。当时的湖南出版搞得轰轰烈烈、红红火火,是一批有见识有魄力有经验的人在主事干事,其中许多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。而最让我觉得如鱼得水的,就是出版局的图书室是开架的。我经常在图书室里看上一个多小时的书,借都懒得借出去了。我在那里看了许多从东欧引进的反映西方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书,思想得到很大的震动。

只是一个出版局的图书室再好,也不过一个颐和园中的昆明湖,而我想要的是大海一样的图书馆,这就至少要到省图那样的地方。

湖南省图书馆坐落在长沙韶山路上,从地段来说是不好不坏的,它的外部形象也是不好不坏的,内部服务,也在好坏之间。总之,我去过一两次,比起我对图书的好书如好色的感情来,对这个图书馆,我好像孩子遇后妈,始终亲近不起来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其中对中国的图书馆发了一通愤慨。我说,作为一个读书人,我非常羡慕马克思当年在那里磨出脚印的大英博物馆,很愿意想象马克思在那里随心所欲阅读的情景。我说,我们曾被教导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,我想,马克思学说的诞生,还有三块土地,而其中的一块,就是大英博物馆。比引进马克思的思想学问更根本更重要的,是引进马克思学说诞生的土壤。

这样的土壤,我大约是不能站在其上了,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自己的国家看到,并成为其中长出的大树。





书店

我出生在一个宗教淡漠的国家,生活在一个教堂倒闭的时代。但我天生爱书,于是,书店就好像教堂一样神圣了。

从我上小学到读中学,中国只有一种书店,就是新华书店。离我家大约八百米处,衡阳市火车东站附近,就有一家。因此我的童年是幸运的,我可以经常去我的教堂——新华书店,我可以经常亲近我的神——图书。虽然我后来知道我的神是世界上最伪劣的神,但我当时,却是凭着对他的爱而幸免于在那个更伪更劣的社会变成人渣的。

就像这个社会流行千年的男女授受不亲一样,在书店里,我与我的神也隔着咫尺千里的距离。我要低头去辨认书柜玻璃下放的著作,我要抬头寻找书架顶上排列的作品,书店的营业员就是我的牧师,我要通过他才能与我的神握手、交谈。

那时,我的国家不仅是无神的国家,而且是无钱的国家。我每个月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五角钱的零花钱,而这已经是并不多见的幸福了。我带着这点幸福经常去的地方,就是书店。我大约把一半的钱献给我的神——在小学时代主要是连环画。

我与神之间将近十年的交往接了一个硕果:在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,我考入了武汉大学。

武大校园是美丽的,但对于我,最有魅力的美景之一,就是大学校园里的那家书店。那是一个小小的书店,位于一个斜斜的山坡上,好像沈从文先生终身用笔建造的希腊小神庙。二十世纪中国八十年代是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,也是书店的白银时代。我的生活必需费用以外的银子,一部分就送到这家书店了。

武汉很大,对我们书虫来说,就是有很大的新华书店。其中有一家,叫武胜路书店,记得离长江大桥不远。我经常从珞珈山坐公交车,历经一个小时的长途旅行,到达书店。那家书店要踩十几级台阶才进店门,望之有如政府,我每次到那里,总像官老爷一样满载而归。

一九八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,第一次看见天安门,远不如想象了十几年那样雄伟壮丽,心如止水,不起波澜。但去王府井书店,为之心潮澎湃。有了工资,我向我的神贡献的财富更多更自由了。父母要我存点钱,可是北京有那么多的书店,我哪存得住?

我最心仪的,是琉璃厂的书店,那里古籍图书多,又有许多古玩可看。当时那里安静素雅,依稀留有文化不革命的气息,让我有归去来兮之感。偶尔在那里的旧书店发现了一些从名人家中流落的书,以及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图书,想买又出不起价,为之惆怅不已。一年后,我离开北京到长沙工作,最遗憾的就是不能经常去北京的书店了,尤其是琉璃厂。

不久,各种民营书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我因在中国古代雅文化中逗留太久,对新时期的俗气熏天的民营图书与书店,有点看不上眼。但长沙的黄泥街这样的全国闻名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,我也去逛过。假如后来不搬迁,那样的小巷深处,那样的平房对联式的排列小道两旁,倒是颇为近人而宜人的风景。其中必有一两家转变成为优雅的品牌书店,并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知识界的荟萃之地。可惜如今黄泥街的风光,早已雨打风吹去。

托工作的福,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出差。其实出来出去,基本就在北京上海等文化重镇。出差办事无论成败多少,书店总是要去的。回想起来,自己去外地,不像一个组稿的编辑,倒像是图书采购员,每次回来,总是一大包图书。我结婚的时候,存折都没有一个,衣食之外的钱,大都送到书店了。

结婚对我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,有了妻子,不能再目中无人了,同时也就不能目中无钱。何况社会也在转型,图书与书店的面孔与心胸都在变,有些已经变得我与之反目为仇了。

我首先仇视新华书店,它们往往占据最好的地理位置,但是官商面目可憎,盲商(这是我造的词,意指新华书店文化素质差,如同文盲)形象乏味。我也不大喜欢大型的图书城,我在北京一家书城,看见图书堆积,如同大战时的死尸,读者济济一堂如在殡仪馆。

我现在去的书店,都是几个老情人,她们大都较小,而有自己的特色,比如本地定王台的岳麓书社办的书店以及她旁边的书店,外地如北京的万圣书园,还有一家叫三味书屋的,我去过一次,曾在小说中作文以记其美。

爱书及屋,我也爱书店。在这个文化与文化人依然备受摧残的地方与时代,我不知道开一家自己的书店是否还是我的梦想。





出版社



很少有人从没有看过一本书,也很少有人看见过出版社的大门,更别说进门坐坐,更别说坐在里面工作了。因此,出版社多少是个有点神秘的地方。

我们小时候,教育上提倡学工学农学军,有时认真起来,就真的到田里厂里营里去。我现在想,小孩子都要上学读书的,有条件的地方,应该让孩子到出版社去参观一下,还到印刷厂去走一走,知道手中的书是怎么来的,这也可以看作教育的内容。

我进出版社,是分配去的,并非我追求来的,因此对于出版社,远不如对恋人那样神秘神圣,待久了,不过换饭吃的地方,就像夫妻过日子的家庭而已。

中国到底是被官本主义官了几千年的地方,在出版社这样一个本是书生气的地方,官僚衙门之气如同火葬场的浓烟一样绵绵不绝。

说起来出版社是个知识行业,最应该讲道理,最应该有文质彬彬的气息,最应该流行孔夫子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,可是,以我的经历,从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够具备上面的条件。

官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尊重官长。这也并无不可。佛说万物一体,我们至少对于同类,无论官民,都该尊重,说要尊重长官,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出版乃传播真知灼见之事,编辑乃求知闻道之人。春秋时的老编辑孔子说,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可见编辑乐道之情、殉道之义。而道在哪里?老子说,天道不仁;庄子讲,道在屎尿。总而言之,“道”不会那么偏心,只待在长官的脑袋中。

于是讲道理的编辑,万一碰上不那么讲道理的长官,可就秀才遇秀才,有理更难说了。

出版社首先就是这样一个秀才内战的战场,一将功成万骨枯,对这个战场,也是用得着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一本书出来,就好像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士兵,真可谓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了。

兵家有言: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出版社也如此。“军队兴亡,士兵无责 ”。那么,天下兴亡,匹夫就更无责了。“责任”编辑云云,其实是名不副实的。

这世界名不副实的东西太多太多,出版社是个名声名誉、名词名作、名人名利成堆的大超市,对于“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”的世态,最能体会;对于“名利双收,名噪一时”的炎凉,最能感受。出版社的编辑,在社会上,远不如作家名气那么牛,在社里,又不如行政人员那么龙。但编辑们似乎也还安于无名的寂寞,做马的劳苦,每有好书出笼,则为之欣然,举酒相庆之念顿起,作文自吹之情常在。一旦两个效益齐飞,则编者之容颜必与朝霞一色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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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54 图书三题 liuzhuosong 4509 2007-05-10 17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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